“书记，你亲自来收垃圾啊？”2019年4月一个傍晚，四川绵竹市九龙镇遵道社区书记郑伟戴着橡胶手套，将居民门口的厨余垃圾倒入三轮车上的收集桶时，听到了这样的问候。
当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投入上百亿推行垃圾分类时，像九龙镇这样的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正面临资金匮乏和复杂的垃圾治理困境。
在社会组织支持下，2019年至今，九龙镇尝试探索一条适合本土的垃圾治理路径，六年试点总投入不到两百万。在这里，不但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乡镇怎么样应对垃圾挑战的真实图景，了解系统性困境，更重要的是追问：在末端处置设施完善前，乡村的垃圾分类可以做些什么？为何需要推行垃圾分类？这个小镇正在寻找答案。
夕阳斜照，川西小镇的水泥路仍蒸腾着白天的余热。一辆播放“垃圾分类”歌曲的绿色环卫三轮车驶过，巨大的声波划破小镇的宁静，突然，一只不及车轮高的小狗从拐角的一户人家冲出来，追在环卫车后。
跟随环卫车的还有一辆电动巡逻车，红蓝顶灯闪烁，不紧不慢开着，从始至终保持一定距离。居民闻声从家门口冒出来，观看这一场“追逐”。
巡逻车不是在追捕或监督，而是一次采访活动，绵竹市九龙镇新龙集镇社区工作人员正带我了解这个社区怎么样做垃圾分类。
环卫车停在一家饭店前，师傅从居民手中接过垃圾桶，挑拣出塑料垃圾，将厨余倒入车后的大桶中，这些厨余最终被运往附近垃圾中转站的堆肥点。
这一模式借鉴自4公里外的遵道社区，后者已实行6年的厨余垃圾分类收运，是四川省内最早进行厨余垃圾就地堆肥的乡镇社区。而一切的源头则要追溯到十七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九龙镇距汶川仅30公里，2008年大地震摧毁了全镇九成建筑，灾后，万科集团捐建了卫生院和四川首所灾后重建学校——遵道学校，就此与这片土地结缘。十年后的2018年，万科公益基金会携手曾参与灾后救援的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在遵道学校启动零废弃校园计划，试点厨余堆肥和垃圾分类。这场意外重逢，让两个老伙伴与镇政府达成新共识：将校园经验推广至整个乡镇。
作为九龙镇的中心社区，遵道社区（2019年合村并镇前称为“遵文社区”）被选中试点，这是一个乡镇社区，非流动人口虽不足两千人，但距离绵竹市区仅8公里，交通便利、消费便捷，又是赶集聚集处，因此生活垃圾量较多，社区内又有多家餐饮店，厨余垃圾占总量约30%。
2018年，镇政府工作人员找到遵道社区书记郑伟，让他负责推进社区垃圾分类。“那会我只知道上海在做垃圾分类，农村也能干这个？”，那是郑伟当选社区书记的第二年，凭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接下了任务。
遵道社区计划依照国家标准推行“四分类”，即分为有害、厨余、其他和可回收，提前培养居民的习惯。
郑伟召集所有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培训，接着招募志愿者。社区办公室列出一份18人的名单，主要是各居民小组组长和退休教师。“我们挨个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拒绝”郑伟说，这支以55岁以上女性为主的志愿者队伍，成为后续宣传工作的中坚力量。
遵道社区内有二十多家麻将馆，每天清晨一过八点，麻将声此起彼伏。退休老人们搓着骨牌，在“哗啦啦”的声响中开启新的一天。垃圾分类宣传队要攻克的第一个阵地，就是这些烟雾缭绕的方寸“战场”。郑伟一般等到一局麻将刚结束，见缝插针发放宣传页，一些打赤膊的人见状赶忙穿上衣服。
宣传了4个月后，遵道正式试行分类投放，社区将十几个垃圾桶站点缩减至8个，每天傍晚五点半至六点半，1到2名志愿者值守垃圾站，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郑伟值守了一个礼拜桶站，有不少人来闲聊，但要是问对方有没有垃圾，都回答“没有”。第二天一早，郑伟到垃圾桶一看，所有桶都满了，甚至有垃圾堆在桶边。
城市的方法在这里失效了：遵道社区居民的生活相对城市更自由，他们随便什么时间都能投放垃圾。乡镇垃圾治理需要跳出简单模仿城市的思维。
众人头疼之际，一位专家提议，可以参照台湾定时上门收集垃圾的方式。以遵道社区的面积和人口，至少需雇佣3名环卫工人，按三条不同的路线上门收集厨余，再运往九龙镇垃圾压缩中转站的堆肥站。
然而，遵道社区每年集体收入不超过5万元，无法负担人力成本。郑伟想到向镇政府申请三个乡村公益性岗位，这是四川省政府为安置45岁以上就业困难人员发布的政策。很快，九龙镇批下3个名额。
2019年3月起，每天傍晚5点至6点，三名环卫工各骑一辆载着齐人高垃圾桶的环卫车，分三路出发，用喇叭播放音乐或吆喝声提醒居民，有的住户闻声提桶等候，有的则提前将垃圾桶放在门口。
制度刚试行一个月，最多一天只能收到十几户的厨余。公益机构曾建议采取积分奖励方式，吸引更多居民参与，但郑伟担心，未来公益机构撤出遵道后，奖励消失，居民的积极性非常有可能会降低。他想先尝试半年，如果效果不佳，再引入奖励机制。
郑伟决定去收一次厨余垃圾，让居民看见社区推行垃圾分类的决心。2019年4月一个阴天傍晚，郑伟戴上橡胶手套，骑上电动环卫三轮车。一位居民打招呼：“书记，你怎么亲自来收垃圾？”
以往收厨余垃圾时，郑伟都跟在环卫车后面，挨家挨户询问有无厨余，登记参与回收的门牌号，一趟下来要走上万步。郑伟是扁平足，走路容易累，有时两百米脚程也要开车去。这一次他坐在电动三轮车上觉得很舒服，厨余垃圾的味道尚能忍受。
越来越多居民参与分类，看着数据每天增长，郑伟很有成就感。三个月后，超70%居民养成分类投放厨余的习惯。社区每天收集的厨余垃圾，运送到垃圾中转站旁的堆肥池，滤油后第二天早上通过好氧堆肥——在有氧条件下，通过好氧微生物的代谢作用，将有机物分解、降解，最终转化为肥料。
不过，遵道社区内个别垃圾点仍存在混合投放，甚至有企业乱投放。目前，垃圾分类暂无国家层面立法，仅个别省市出台相关条例。如2023年修订的《德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明确可对乱扔垃圾罚款，但在现实中，行政单位很少主动作出处罚，有的工作人员也对条例相关联的内容不熟悉。
有害垃圾的处理也遇到瓶颈。遵道社区每月16日在街上摆摊，居民能拿牛奶盒等低值可回收物和农药瓶等有害垃圾，兑换洗衣液、抽纸、食用油等。一年下来，社区攒了2吨有害垃圾，郑伟打听得知，绵竹市和德阳市的相关职能部门都无法处理，只能由社区自行将有害垃圾运往成都的危废物体处置中心，然而他们没办法负担单程一千元的运费。
最终，这些有害垃圾，分批次随着其他垃圾运往几十公里外的绵竹市光大垃圾焚烧厂，焚烧的有害垃圾量多，可能污染周边空气、水和土壤等。
作为绵竹市人大代表，郑伟曾建议德阳市建立专门的危废物体处理中心，得到的回复是：目前德阳前端分类不完善，也缺乏建设专门设施的资金。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农村现垃圾增多，由于长期缺少垃圾治理体系，垃圾围村现象普遍，人们采取露天焚烧、简易填埋和倾倒入河流。
有学者曾在2009年统计过湖南某乡村的生活垃圾类型，包括煤渣、废金属玻璃、旧家用电器电池、塑料制品塑料袋、废旧衣物、废针头空药瓶等。农村的生活水平提升，但环保意识没有跟上。
郑伟是八零后，他记得小学时放学回家，都会经过社区龙蟒河边一座二十多米高的垃圾山，臭味扑鼻，等到夏季河流上涨才将垃圾冲走。
早于1990年代，城市建立“收集-转运-集中处理”体系，四川在2011年将农村里的生活垃圾纳入城镇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推行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集、乡（镇）分类运输、县（市、区）分类处置的方式（《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2015年，农村垃圾治理首度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由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全方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为全国性制度。这份文件还提出5年专项治理目标（90%村庄垃圾有效处理）。也是在这一年，绵竹市光大焚烧厂一期项目投入建设，日处理量300t，处理来自九龙镇的生活垃圾。
在垃圾分类方面，2018年发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方式。同年，四川出台配套文件，在资产金额的投入上，将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改治理专项资金方案和整合办法，建立市县为主、省级适当补助的政府投入体系。2021年，四川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覆盖率为96%，解决方法中焚烧占63%，卫生填埋占27%，其他方式合计10%。遗憾的是，目前暂未查询到四川农村里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的相关数据。
这是反映垃圾治理成效的指标，指经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处理后达到环保标准的垃圾量，占垃圾清运总量（或产生总量）的百分比，是量化终端污染控制效果的核心指标。
可以对比的一组数据是，2021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为99.88%（根据住建部《2021年中国城市建设状况公报》），而全国农村无害化处理率仅为30-40%。
与此同时，农村的垃圾分类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在所有的环节都面临困境。比如前端分类的特殊挑战，新龙集镇社区干部提到，大部分老人都不知道农药瓶是有害垃圾，不能丢弃在田地里。
清泉村70岁以上老人占40%，很多人不识字，宣传资料形同虚设。夏季旅游旺季，清泉村漂流游客激增导致垃圾量上涨25%，而下游的文风村不得不组织留守老人清理上游冲来的塑料垃圾。
中端收运问题同样突出，由于经费有限，新龙集镇社区用拖拉机运送垃圾，每天行驶四十多公里，路上遇减速带垃圾容易散落。农村空心化严重，环卫工人超龄“服役”，背后的人身安全风险隐患令人担忧。
除了有害垃圾，末端困境也出现在农家乐厨余垃圾上，九龙镇的农家乐厨余原本由绵竹市唯一的专业公司回收处理，但这家企业停业后，市场上合规的替代选择极少。尽管四川要求厨余垃圾必须登记溯源、禁止流向养殖业，但实际解决能力严重不足，经营者难以找到合法处置渠道。
2023年，九龙镇继续按计划，将试点推广至全镇范围。九龙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任周超自从2021年起深入项目，协助遵道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并未纳入四川基层工作人员考核体系，因此镇政府只能鼓励村干部开展。虽然德阳自2023年开始推行“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治理考核，对乡镇公共环境卫生提出详细要求，考核结果优秀的给予激励奖补支持。但这一规定仅针对暴露垃圾，不关注垃圾分类效果。
2023年7月，周超在镇农业中心2楼会议室组织了一场座谈会，邀请11个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到场，试图永遵道社区的经验，带动更多村社区参与垃圾分类试点。
不料，一位村书记当场拒绝，认为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垃圾分类不可能推行开来。“农村居民素质不如城市”——这是谈及农村推行垃圾分类时，最常见的一种担忧。
郑伟的态度恰恰相反：“任何一个村社区，只要愿意做，都能分类厨余垃圾”。他认为，居民素质并不是影响垃圾分类能否推行的关键因素。
周超则认为，在提高居民意识的同时，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完整垃圾分类末端处理系统，如果最终将居民分类投放的垃圾混合收运、统一焚烧处理，公众参与的热情会被浇灭。不可忽视的是，九龙镇垃圾分类末端处置能力有限，打造末端分类处置需县级以上政府牵头。
座谈会结束后，有4个村、1个社区报名参与试点项目，其中，新龙集镇社区复制了遵道社区的厨余垃圾收集和堆肥体系，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
其余四个村均为散居村落，村民大多用厨余垃圾喂养家禽家畜，因此厨余垃圾较少，更突出的问题是秸秆、落叶堆积。过去，村民习惯焚烧秸秆还田，埋下火灾隐患。四川自2000年起，逐步将禁焚政策推广至全省，2015年纳入德阳全域。
九龙镇清泉村有大片山地、林区。汶川大地震后村民从山上集中搬迁到山下安置小区，但大部分村民的生计仍在山上，如种植云松和中药材黄连。每年都有村民因焚烧玉米秆、油菜杆或落叶枯枝被罚款200至500元。
去年冬天，清泉村委工作人员接到当地农业农村局的电话，说通过卫星发现山上有着火点，几名工作人员上山寻找了好几个小时，最终发现是一名村民在山上点火烤馒头。
加入试点后，每个村落把5000元小额资助用于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村集体出资打造堆肥池，降解秸秆落叶等，并由生产小组组长或志愿者负责堆肥，产出的肥料供村民取用。针对林区落叶枯枝堆积问题，公益组织建议，村民下山时可以将这些可燃物带回村里堆肥点，或在自家园中搭建堆肥点。
农村比城市更易推广厨余垃圾堆肥，过去农村沤肥颇为常见，村民很快掌握好氧堆肥技术。成都市区有多个社区试点垃圾分类，担心堆体产生气味和污水，大多拒绝在小区内进行厨余垃圾堆肥。只有一个小区成功了，还是得益于物业办公室人员有过务农经历，主动承揽堆肥工作。
在农村，垃圾收集清运一般由政府或企业承担，如遵道社区的其他垃圾由镇政府外包给本地一家旅游公司，也有的村落通过村集体、村民自治管理垃圾。
2011年，国内出现一批探索垃圾分类的农村，其中，四川眉山市丹棱县龙鹄村收取村民保洁费，公开对外招标选举承包人，极大降低垃圾成本。
与四川龙鹄村相似，秦家坎村也是通过村民自治解决垃圾问题。2016年，当时还是村主任的罗忠富召集15个生产队共70多位村民代表开会，提议在村里实行定点投放垃圾，向三千位村民收取每年12元的清洁费，再从村集体资金支取1-2万，共计4-5万元，用于购买环卫车、垃圾桶等，再聘请一名村民担任环卫工人，负责将村里清运15个生产队的垃圾站，并转运至九龙镇垃圾压缩中转站。这个村成为九龙镇最早集中处理垃圾的村落。
秦家坎的村集体年收入包括出租给猕猴桃种植户土地承包款，村里水库、林地的政府补贴，总计13万，无法覆盖村里的各项公共支出。
罗忠富主张“谁受益谁负担”，鼓励村民参与、出资解决村内公共事务，例如，村里路灯是通过村民出资70%、村集体出资30%的比例购买安装。在村子里长期保持的自治氛围下，无人拒绝缴纳公共资金，甚至是在城市社区里都很难收齐的垃圾清洁费。
罗忠富认为，如果将村里垃圾清运外包给环卫公司，可能因缺少监督导致清运不及时，村民也会认为处理垃圾应由政府全部承担。而聘用本村人，不仅实现内部监督，村民参与垃圾治理的积极性也会更高，更愿意缴纳清洁费。
目前，秦家坎垃圾分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经费不足。罗忠富介绍，镇上拨的环境治理补贴微薄，村里变卖废品的收入仅两百余元，当前仍需靠公益机构提供资金支持。但所有人都知道，公益机构或迟或早都将退出。
实际上，也有由政府出资支持村落开展垃圾分类的案例。2023年，成都新都区清流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九龙村复制遵道模式，村子以项目形式申请镇政府拨款。
同样命名为“九龙”，成都的九龙村比绵竹的九龙镇更幸运的是拥有更成熟的末端处置设备，有害垃圾不再无处可去。天时地利人和，九龙村委负责环境综合治理的干部，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遇到肾结石发作，去医院打完止疼针又回到岗位。这个村子野心勃勃，正计划打造零碳社区，目前已在试点小区全部安装太阳能路灯，每年至少节省3万元。
以上种种实践皆指向一个结论：由村委负责实施垃圾分类、镇政府支持与监督的方式，在实践层面可行且高效。
曾有专家建议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村干部的绩效考核，调动村委的积极性。国内已有类似实践。2015年，湖北宜昌市点军区土城乡将村委干部的工资和垃圾分类成效挂钩，工资最高浮动30%，倒逼干部下沉监督。2019年，这一考核制度升级为《宜昌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法定条款，成为农村责任捆绑制治理的典范。
罗忠富支持将垃圾治理纳入基层工作人员的硬性考核，因为这意味会有相应经费，让垃圾分类工作走出喊口号阶段。虽然目前九龙镇农村垃圾末端处理设施不完善，无法像城市一样实行四分类，但他仍对农村垃圾分类充满信心，认为农村青年的环保意识在增强，未来农村垃圾分类成功率会提高。
九龙镇的实践经验，恰恰印证了中国环境治理现代化最需要补上的一课：不仅要有“顶层设计”，更要学会“向下生长”。乡镇、农村不应是被动的接受者，而可以是创新的源头。只要尊重基层创造力，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再复杂的难题也能找到本土答案。
这个过程就像郑伟曾尝试的堆肥：落叶与厨余层层交叠，堆体在微生物作用下蒸腾出热气。三十天后，这些曾令人掩鼻的厨余将化作黝黑的腐殖土，被打包送往田间地头，未来还将销往全国。正如这个小镇的垃圾分类实验，刚开始总是不易，但时间久了就会看到成效。
成都根与芽致力于生活垃圾的可持续管理，通过社区行动和公众教育，积极推动相关环境政策的完善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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